组织系统

    三、东北义勇军的活动，除已有其他同志专篇辽西义勇军之红枪队纪述外，兹再概述如下:

    一黑龙江、吉林各部

    ⒈马占山部:在马占山未到龙江就任黑省代理主席以前，谢珂等黑省爱国官兵已在江桥南端击退了张海鹏伪军的进攻。马占山到龙江以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旬在江桥附近予进犯的日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举世知名。日寇不甘挫败，随即大举进攻，龙江被占。马率部退往海伦后，思想动摇，汉奸复乘机引诱，遂至变节投敌，重返龙江。后来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际，马又出走黑河，重揭抗日旗帜，并率部东下。日寇派松木师团主力跟踪追击，广濑师团封锁两江，并以飞机沿途轰炸。马率部边战边走，七月下旬在刘家店附近遭到日军平贺、平松两旅团的袭击，全军溃败。马偕数十人遁入深山密林，经龙门镇绕道前往海拉尔与苏炳文会合，退入苏联。

    其残部则由邰斌山、邓文、檀自新等率领，穿越中东路，经肇东、大赉、开通、瞻榆等地退入热河，由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

    马部吸收的义勇军以李海青部人数最多。李部以扶余、肇州、肇东、兰西各县为其活动地区，曾袭击过农安、安达、昂昂溪等地，但因系乌合之众，战斗力很弱，往往日军一来，即纷纷溃逃。

    ⒉冯占海部:吉林沦陷后，冯率部北上，并在途中吸收了宫长海、姚秉乾等部义勇军，日寇派于琛澄部尾追。冯部先后在榆树、拉林等地作战后，于一九三二年初撤至蜚克图一带休整，会合盯李等部，参加了哈尔滨的保卫战。哈尔滨失陷后，冯拟率部反攻吉林，在团山子和伪军遭遇，激战后转向方正县退却。当时由哈尔滨撤退的邢占清旅山林警备队和其他残部均结集于方正附近，敌人遂分路围攻，企图一网打尽，与冯、邢各部在桶子沟、会发恒、夹信子、宝兴隆各地发生激战。各部奋勇抵抗，牺牲惨重。邢部退往依兰，追随盯李;冯到大勒勒密一带整理，从此和自卫军失去联络。

    一九三二年四月到十二月中间，敌军以全力对付马、李、苏各部，冯部转战榆树、五常、农安、长岭、瞻榆各地，于十一月到达热河，经朱庆澜委以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六十三军。

    ⒊丁超、李杜部:吉林沦陷后，丁超、李杜两人虽未附逆，也未讨逆;敌伪派汉奸孙其昌等多次向他们诱降，他们也不断派人到吉林省城探听情况。当时哈尔滨在敌军主力未到之前，成为三不管现象〔张景惠无实力，李振声仅有虚名，丁超人懦弱无能〕，又是富庶之区，因而成为汉奸、野心家争夺目标。李杜和冯占海在蜚克图会商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乘机进占哈市。丁超经王之佑撮合，同李杜合作，赵毅在双城护路，距哈很近，也与李、盯冯联合一起，共同成立“吉林自卫军”，推李杜为总司令，冯占海为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丁超为护路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李杜〔兼〕、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计划防守哈尔滨市，驱逐汉奸谢介石，并约请马占山合作，派兵增援。

    敌人以多门师团为主力大举攻哈，经二月四、五两日战斗，各部不支，相继撤退，盯李退到依兰。这时松花江下游和吉敦路左右，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风起云涌，都和自卫军发生联系，其中以王德林部最为活跃，在绥芬的东北军第二十七旅张治邦团也响应起义。敌人以广濑师团进迫依兰，五月十七日盯李由依兰撤向勃力，以后转战于哈绥线东段。敌人松木师团于五月下旬到海林，在牡丹江地区宁安、一面坡、乌吉密一带布置，切断盯李和王德林各部联系。丁超中途变节，在宝清投敌，自卫军士气大为涣散。一九三二年冬，敌人于结束对苏炳文部攻击后，又抽回骑炮空各有力部队，加入对李、王各部的战斗。一九三三年一月敌人一路沿穆棱河向虎林、密山追击，一路由绥芬河进军，占领八面通、东宁各地，在小绥芬河将刘万奎部包围，刘部缴械投降。至此，吉林自卫军大部分被消灭，李杜率三千多人退入苏境。

    王德林率孔宪荣、王玉振、吴义臣、陈玉清等，配合红枪会、大刀会，共约五六千人，出没于宁安、海林、延吉、和龙、汪清各县，给敌人以极大威胁，东宁战后，也退入苏境。

    ⒋苏炳文部:由于吉、黑各部义勇军将领不能团结一致、合力抗敌，日寇乘机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实行各个击破: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击溃了丁超、李杜、冯占海各部主力，五月到七月解决了马占山部队，十月里“扫荡”我辽宁东边各部，追击盯李残部并消灭了王德林部。至此，所剩下的只有哈满线上的苏炳文一部了。日寇派松木师团驻齐齐哈尔，在十月开始对苏用兵。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一旅、张殿九步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一万二三千人。日、伪进攻之前，先派冯广有接收张旅，苏、张不同意，又拟调张旅离开苏炳文范围去安达，形势越逼越紧。在群众和部下的督促之下，苏炳文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发出通电，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宣言抗日。敌人用对付马占山方式来对付苏:先由敌军参谋长小矶要求会晤进行利诱，经苏拒绝;继之，松木师团长发出布告，威胁苏炳文说，如不投降，将以空军轰炸札兰屯、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各车站。

    敌军进攻开始后，朴炳珊先在泰安镇地区和敌人发生战斗。敌以一部压迫富拉尔基的张旅，另以骑炮步兵由铁路两侧直扑札兰屯〔苏军前方指挥部〕，切断哈满线苏军的联络，并以飞机沿线轰炸。苏炳文率眷属、士兵四千余人于十二月四日退出国境。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王廷、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蒙古草地进入热河。

    二辽宁各部:

    ⒈辽西〔救国会第一军区范围内〕:九一八事变后，辽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队，沿铁路向锦州且战且退。黄在沿途以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组织义勇军，并扑灭张学成部伪军。黄在撤退到锦州的途中，即和救国会联合动作。以后郑桂林、王照泮、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起抗敌。日寇进攻锦州和榆关时，他们都配合正规军，或多或少起了牵制敌军的作用。国联调查团出关时，他们和各军区一道接受救国会命令，发动总攻，破坏铁路交通，对敌军进行扰乱。他们所在地区因为距北平较近，得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部成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热河战事结束以后，各部都次第溃散。辽西义勇军一名士兵在监视敌军调动

    ⒉辽南〔救国会第二军区范围内〕:这一地区义勇军的实际力量最大不超过一万人。事变不久，汉奸凌印清偕敌特仓冈和日伪军队数十人，到盘山县沙岭镇去招降辽南胡匪项青山、张海天，全部被项等诱杀。接着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刘景文等在辽阳、海城、营口、盘山、盖平、复县、辽中各地，纷纷组成抗日部队，与救国会联系。这一部分义勇军在南满一带，多次拆毁铁道，破坏交通，曾颠复敌寇兵车，攻占首山车站，烧毁海城大矢组敌军军草，在关门山击毙敌军支队长成泽直亮。邓铁梅、苗可秀在黄花甸子、尖山窑、龙王庙三角地段活动最久〔苗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予敌伪扰害也最大。以后邓被敌人捕去杀害，苗亦被俘壮烈牺牲。

    救国会曾拨付第二军区大批炸药、迫击炮、轻重机枪、电台等，由海上以木船运抵安东边境登陆，辽南各部队力量得以充实壮大，引起了日寇注意。日寇在解决马、苏各部以后，于一九三二年年底抽调多门、坂本、西义一等师团主力合以守备队、伪靖安游击队深入辽南各地，疯狂进攻。各部队立足不住，步兵化整为零，潜伏各地，骑兵则由李纯华率领，寻隙穿越辽西到达热河后〔邓、苗原地应战，未来热〕，适值热河抗战发生，他们参加了建平、赤峰各地战斗，王子丰副司令负伤，部分溃散。他们又被何应钦派黎明前往分化，脱离了救国会。李纯华和孙殿英合流西退，到宁夏为国民党收编，所余不足千人。

    ⒊辽东:一九三二年初救国会派工作同志黄宇宙去东北，历经沈阳、开原、铁岭、清源、抚顺、新宾、海龙、抚松、长白、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各县，前后凡三次，以于芷山所部三个团为目标，进行策反，兼发动各县爱国志士，历尽艰险，几丧生命。当时唐聚五表示同情，但无决心。东边各县知识分子王育文、邹心达、包景华、英若愚、刘克俭等适亦在各县鼓动抗日，联络新宾警察大队长郭景珊、桓仁警察大队长兼五县剿匪司令张宗周、通化警察队孙秀岩等共同向唐会商起义。正值黄宇宙第三次到桓仁，带去救国会第三军区委任状，并传达国内外对抗日的一切情况，于是决定先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推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为常委，在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两委员会，在军委会内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推唐为总司令，张宗周、孙秀岩，郭景珊、王凤阁、李春润、唐玉振为各路总指挥，王育文为政治部委员长。四月廿一日在桓仁师范学校开抗日誓师大会，军民参加者万余人，朝鲜爱国人士很多参加，当即分头向各县宣传联络，声势所及，人心振奋，各县纷纷响应，大刀会、红枪会等均起而合作。其时敌伪主力正忙于应付吉、黑各部义勇军，命于芷山、邵本良、王殿忠、姜全我等伪靖安游击队分头向我军进攻。孙秀岩首向通化围击日警，逼走日领事。廖逆弼臣〔于部团长〕伪降，乘机逃走。接着李春润在新宾〔李三次攻守新宾，裹创血战，异常英勇〕，王凤阁在辉南、柳河，唐玉振、张宗周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临江等地，分别和敌伪对抗，前后达八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唐部开办小兵工厂，发行军用票，但困难重重，救国会八月十日派康悦臣、石培基、秦喜霖携款万元前往慰劳，并协助工作。

    日寇于十月初由吉、黑抽回兵力，向东边总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同时由朝鲜江岸攻向辑安、临江，配以大量飞机轰炸。我各路部队，节节溃退。十五日总部退抚松，廿六日唐聚五化装去平，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一九三三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新宾。<div id='gc1' class='gcontent1'><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try{ggauto();} catch(ex){}</script></div>

    辽北、热边、吉西各部，属于救国会第四、第五两军区范围，有宋国荣、金山好、包善一、魏国昌、吴家兴各路义勇军，他们在扰敌伪政权秩序上，都起了一些作用。

    当时东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批为地方豪绅所掌握的所谓民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如辽阳刘仁堡民团、辽中北大会、铁岭大团等等。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实际上与敌伪沆瀣一气，为虎作伥;见日军就开门欢迎，见抗日军就闭门不纳，甚至加以袭击。他们都是东北人民的死敌。

    东北义勇军在抗战期间，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全国报纸刊物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国内外各阶层人民源源不断地捐助大批的物资和款项。东北当地人民更为支持义勇军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桥抗战时期，群众自动帮助马占山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昂昂溪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哈尔滨保卫战发生后，哈市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苏炳文在海满宣布抗日，札赉诺尔矿工立即自动捐献工资，以助军饷;满洲里召开市民大会，附近各县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尔举行会议，表示支持。各地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各部义勇军，直接拿起武器抗击敌寇的，更难以胜数。这些事实，都充分表示东北和全国各地人民对义勇军的抗战所给予的巨大支持。

    不足

    东北义勇军也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其中主要的是:它的领导人物大多数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之间派别繁多，非但不能团结一致，而且意见分歧，甚至往往互相火并;他们所率领的部队成分复杂，有的纪律很坏，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这样，他们就不仅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务，而且严重地危害群众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广大群众支持义勇军的积极性。

    由于东北义勇军存在着这些弱点，他们虽然在东北沦陷初期曾经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并且予日寇以相当的打击;但是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为时年余，便陷于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有些领导人物如丁超、程志远、王之佑等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变节降敌。

    东北义勇军从兴起到失败，它的面积甚广，系统又多，变化起落也很复杂。我当时虽然参加过一部分义勇军的组织工作，对于全部情况也并不完全清楚，况且已事隔三十年，现在要把它的整个过程作一个全面的追述，是相当困难的。下面所写的内容，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希望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加以指正。

    败退原因

    东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图东北义勇军兴起之时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最高时〔一九三二年夏〕达三十万人上下，乃一经敌人进攻，便节节溃败。到一九三三年初，义勇军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敌军消灭，残灭部分如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后，也完全被消灭。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对于东北武装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还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而且当时在东北各战场活动的敌军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广濑第十师团、松木第十四师团以及铁道守备队等，固然义勇军装备和训练远不如敌，但人数上则是敌人两倍以上，主客形势又对义勇军有利，但历时年余，义勇军却逐渐势弱。其主要原因约不外下列三点:首先，东北义勇军是以旧军队为基础所组成的自发武装抗日力量，领导各部义勇军的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虽然在东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为形势所迫，起而抗战，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数是落后的，他们对于抗日救国并没有信心。他们虽然一面抗战，但是一面仍然希望保存实力，静候国联制裁日寇。马占山通电曾说:“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苏炳文通电也说:“倘再坚持，势将同归于尽。”这些话都表明他们的抗日思想是动摇的。各部之间，彼此观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于“徒损实力，无济于事”的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他们的思想既然没有武装起来，他们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有政治灵魂，从而他们一遇到困难挫折，自然就不能坚持下去，甚至有人变节投降，作了汉奸。

    义勇军的将领们因为在政治上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在军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在当时环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规，袭用正规军的阵地战的战略战术，不知采取游击战争。因此，他们作战时，一经敌军迂回抄袭，顿即陷于包围，全线溃败。江桥战役和海满抗战的失败，即其显例。至于收编的胡匪，则在对敌作战时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惯技，更无战略战术之可言了。

    其次，脱离群众也是东北义勇军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它是以旧军队为基础和大量收编胡匪所组成的，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和各阶层抗日群众参加，但是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人民的武装。一方面它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因此，它也就不能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甚至还脱离群众。

    东北义勇军各部往往滥发空白委任状，滥收胡匪;有的委任贪官污吏，纵使搜刮人民，借机发财;还有部分军队纪律很坏，尤为东北人民所不满。旧奉军原来的纪律本已不够好，时有扰民情况，但是多少还能保持旧军队的纪律;至于收编的胡匪，更是纪律荡然了。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后援会委任的义勇军司令武中原不去东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门外旅馆大卖委任状敛财。甚至还有义勇军到北平后，竟有在北新桥、东城一带进行抢劫的。因此，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象这样严重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队伍，怎么能不失败呢

    最后，各部义勇军互相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冲突，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失败因素。江桥之战，盯李、冯各部按兵不动;及至盯李、冯在哈尔滨和敌伪发生战斗，马也坐视不救。最后到苏炳文抗日的时候，已成了孤军奋斗的局面了。而吉林的义勇军刘万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长马宪章击毙，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宪荣不和，唐聚五和东边的将领闹意见，到北平后还公开地互相攻讦。辽南、辽西各部亦有自相火并、大鱼吃小鱼的互相残杀行动。

    除了上述原因外，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当时国民党政府如能出兵东北，坚决抗战，这三十万抗日部队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结果当不至如此。

    大转移

    1931年918事变时，张学良下令不得抵抗，他认为日军仅仅是挑衅而不是大规模发动战争。部分东北军队纷纷败退，但一些爱国将领、地方士绅及胡子部队，纷纷行动起来打击日军。但因种种原因，东北抗日义勇军遭遇不利局面，一些义勇军不得不进入关内休整，但是最北面的抗日义勇军却前退两难，后退是苏联，前面是汹汹日伪军。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关注这支部队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进行了艰辛的谈判，最后，双方议定: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苏联西伯利亚区域，转折进入中国新疆，途中，苏联政府提供便利保障，国民政府支付三百七十万美元，作为此次转移的费用支付给苏联。这部义勇军出发时四万多人，其中家属婴幼儿一万多人，到达新疆后，军队残余1万多人，家属仅有5千人，家属和部队全数不足二万人，其中在距离新疆200公里处牺牲尤多。期间，由于食物不足，曾发生“易食”现象，国民政府提出增加美元请苏联政府提供更多食物，但苏联政府自己部队的供应尚且不足，此事已经不是美元的问题了。在距离新疆国门不足200公里的最后一段路程中，因心理放松，许多义勇军憋着一口气松懈，眼看归国有望，牺牲万人之多。此乃我中华民族历史悲壮惨烈之一幕也。

    入境后，新疆地方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义勇军将士，将士被热烈欢迎的新疆群众紧紧围住，行军速度大大减慢，日行二三里，一些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更是为此不计成本而倾家荡产，或负债累累而不计。如一家史姓家族，把自己的财物换成食物，供给大军食用。而锡伯族根据清政府指示由大东北迁徙新疆守边，乾隆皇帝原本答应他们70年后到沈阳生活，但清王朝灭亡了30年，这些锡伯族也没有迁徙沈阳，有朝一日见到来自家乡的亲人，无不热泪盈眶，锡伯族群众紧紧抱着衣衫褴褛的义勇军将士官兵，泪流满面不肯撒手。

    义勇军到达新疆后，高级将领希望借道回到抗日前线，新疆地方政府希望留在本地，而经历重重磨难的部分军官和士兵担心国民政府歧视等，于是就留在新疆，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干，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如中印交界处的赛图拉哨所，原本安排边防军一百余人，经义勇军补充后，安排200余人参与边防，防止英军渗透进入中国境内，保证中国西部领土在《中俄伊犁条约》后不再丢失领土，也及时预防了克什米尔问题牵涉到中国境内。

    轰轰烈烈、自发起来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虽然很快地失败了，但当时参加义勇军的广大将士的爱国热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在抗日战斗中牺牲了的烈士们更是永远受到中国人民歌颂的。同时，他们的失败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坚持东北十四年的抗日斗争及以后八年的全民抗日战争提供了经验。因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的抗日事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分别加以整理，既要肯定他们的成绩，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作为信史存入我们伟大祖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