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身不由己，这是小国的悲哀。

    焉耆本来是泥孰系的大本营，

    侯君集灭高昌之战，焉耆成为唐朝的盟友，战后获得了自己失去的三城，还有一千多被掳的人口。

    但情势逐渐发生了变化。

    贞观十四五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盛之时，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屈服于乙毗可汗的淫威。

    西突厥监统大臣屈利啜，为了将焉耆王室彻底拉下水，为自己的弟弟迎娶了焉耆王的女儿，将双方深度捆绑。

    而射匮可汗被立，乙毗咄陆失势之后，焉耆依然还和乙毗咄陆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乙毗咄陆的势力开始退却，原属于他们控制的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城市，就成为唐朝必须经营的战略重地。

    焉耆首当其冲，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贞观十八年，郭孝恪请求主动出击，李世民批准了这一计划，以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直指焉耆。

    郭孝恪是个行动派，他率领三千精兵，磨刀霍霍。

    天佑大唐，老天给郭孝恪送来了一个天然的帮手。

    在郭孝恪即将发兵之时，焉耆王的弟弟栗婆准兄弟三人，投奔郭孝恪。

    这也是大势所逼，不得不然。

    当时，在西域，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和唐朝支持册立的射匮可汗，势不两立，小的国家，必须也只能选边站队。

    以形势而论，射匮可汗的局面要优胜，但焉耆多年来在屈利啜（属于乙毗可汗系）的经营下，已深度成为其附属，无法回头。

    但焉耆国内的反对势力，却认为这会给焉耆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他们这一派中以焉耆王的弟弟为首，主动向郭孝恪投诚。

    这是天大的喜事，郭孝恪立即以栗婆准为向导，直抵焉耆都城。

    焉耆王龙骑支并不惧怕。

    因为都城四面环水，是一个绝地，而西突厥乙毗可汗也早就对他承诺，一旦有变，将全力支援。

    但龙骑支失望了。

    他既看轻了郭孝恪，也看重了屈利啜。

    郭孝恪久经大风大浪，小小焉耆都城的防备，在他眼里，不过小菜一碟，他命令士兵潜水而渡，先隐藏起来，等到天明时分，全军一齐鼓噪，奋力登城。

    一鼓作气，一击而下。

    郭孝恪俘虏了焉耆王突骑支，将他送至长安。

    郭孝恪留下栗婆准监摄国事，撤军回到西州，这其实也是唐朝的一个弱点，那就是虽然可以取得一城一地的胜利，但却缺乏足够的兵力去巩固和善后。

    西突厥看准了这一点，屈利啜的反击来得非常迅速。

    三天之后，屈利啜大兵临境，栗婆准没有还手之力，被其囚禁。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屈利啜虽然得势，但在乙毗可汗失势的大局面下，他也没有固守的资本，西突厥的射匮可汗捡了个大便宜。

    按照惯例，被唐朝册封的射匮可汗（泥孰系）需要向唐朝报告军情的发展。

    但这次射匮可汗派出的使者，却遭到了李世民的痛骂，“焉耆者，我兵击得，汝何人，辄来统摄。”

    射匮可汗当时已在和乙毗可汗的战争中占得先机，但西域广大，他还需要继续打出唐朝这面旗帜，他必须维持表面上的附属关系。

    射匮来了阴阳两招。

    他表面上听从了李世民的训斥，从焉耆撤兵，但同时，他也狠狠打了李世民的脸。

    他将栗婆准送到龟兹斩首，然后立了阿那去为新的焉耆王。

    射匮可汗实际上成了焉耆的主宰，兜兜转转，焉耆又回到了泥孰系突厥的手中。

    这其实也印证了唐朝虽然已经正式介入西域，但却缺乏足够的力量去统治这么辽阔的地方。

    唐朝还没有做好准备，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军事上，以及认识上的。

    正如贞观十六年，李世民曾经自怨自艾地说：“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得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征、褚遂良劝朕立麹文泰弟子，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

    显然，如果要经营遥远而广大的西域，光靠唐朝现在的人力和架构，即使能胜，也无法固守成果。

    要想更进一步，就必须开创新的模式。

    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已在心中做了一个庞大而充满希望的构思，在西域这块土地之上，完全可以以夷制夷，他将大规模地启用番将和番兵。

    从而可以让中原的将领和战士，成为管理者和协调者。

    但西域前线，郭孝恪依然要承受屈利啜的雷霆之怒。

    为了夺回焉耆王突骑支，也为了报复郭孝恪，他率领五千劲骑，追击郭孝恪到了银山。<div id='gc1' class='gcontent1'><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try{ggauto();} catch(ex){}</script></div>

    但唐军展示了优良的军事素养和战斗力，在正面决斗中，郭孝恪击败了屈利啜的主力，并且追击了几十里。

    西突厥的乙毗一系现在已退出了西域的竞争，但唐朝也没有能力直接统治广大的西域地区。

    唐朝亲自培养的泥孰系射匮可汗，已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势，虽然和唐朝还没有直接撕破脸皮，但双方已经开始了明里暗里的较量。

    焉耆的争夺，唐朝首先吃了一个哑巴亏，这事实上已经表明，射匮可汗在塔里木盆地的力量，在飞速发展，他在全盘接收原乙毗系的力量和地盘。

    李世民和射匮可汗终于要直接硬碰硬干一场了。

    那就是对于阿史那贺鲁所部的招降。

    天山以北，西域东部，唐朝和射匮可汗的西突厥也展开了争夺，那就是属于阿史那贺鲁管辖下的处月、处密部落。

    贺鲁当时的牙帐虽然远在一千五百多里的多逻斯川，但他却是乙毗可汗属下管理天山以北，西域东部的重臣。

    为了接收这部分土地和势力，射匮可汗的方式简单直接，他发兵攻击，追逐贺鲁。

    由于乙毗可汗整体已经失势，困居白水胡城，因而，贺鲁孤掌难鸣，被射匮可汗逼迫而节节败退。

    同时，唐朝也加强了对贺鲁辖下处月、处密部的招抚和诱降行动。

    唐朝负责这一计划的是东突厥的降将阿那忠。

    他受李世民委派，和射匮可汗抢时间，比速度，都想在将来的正面战斗中占据先机。

    在李世民颁布的《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密诏》中，明确写道：“宣布威恩，招纳降附，问其疾苦，齐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意焉。”

    为了达到目的，李世民甚至效仿西突厥，在处月、处密部设置了吐屯这个官职，以就近解决部落内的问题。

    李世民和射匮可汗对于处月、处密的争夺，都是在按上自己的节奏去做，双方并没有将矛盾放到桌面之上。

    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必然会被打破。

    事情的起因是乙毗咄陆可汗彻底退出西域。

    乙毗可汗虽然困居于白水胡城，已没有任何卷土重来的可能，但久被压制，充满了血和泪回忆的泥孰系，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射匮可汗不会放过对乙毗咄可汗的追杀和进攻。

    贞观二十年，射匮可汗终于将盘踞于白水胡城的乙毗咄可汗击败，乙毗只能败逃吐火罗，完全失去了对西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乙毗可汗已彻底失败。

    射匮可汗成为西突厥真正的王，如何对待唐朝，如何对待李世民，这成了一个问题。

    泥孰系确实是在李世民的帮助下，成为西突厥的正统，并且一直得到唐朝的坚定支持。

    但国与国之间，本就是利益交往，唐朝此举，不过是借力使力，立一派打一派，以保证自己在西域的利益。

    而射匮可汗之所以认唐朝为宗主国，也是希望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并且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当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王，天下地下，再无所畏惧，事实上，他的民族，他的国家，也需要他顶天立地，无所依附地成为真正的唯一。

    那和唐朝就需要重新厘定关系。

    射匮可汗是地主，掌握了西域的主动权，他决定先抛出橄榄枝。

    贞观二十年，射匮可汗遣使入朝，请求唐朝赐婚。

    这是一种政治联姻，将决定双方的势力范围和地位。

    李世民同意了射匮可汗的联姻，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或者说也是一个通谍。

    李世民提出需要射匮可汗，以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五个绿洲国家，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

    这反映了李世民对于乙毗咄陆可汗退出西域之后，在现实条件下，对西域势力和地盘重新划分的要求。

    李世民的构想是，南北分治，在西突厥完整保持其旧有的西域西部领土外，唐朝占有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绿洲国家，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区。

    而射匮可汗则占据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这是传统上的游牧区。

    两国关系，依然保持形式上的羁縻统治。

    而从射匮可汗遣使求婚来看，他并不反对唐朝保持宗主国的地位。

    但是，这次联姻并没有成功。

    显然，射匮可汗认为唐朝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西域可以抗衡他。

    谈判桌上，谈不拢，就只能在战场之场见真章。

    这直接导致了规模宏大的龟兹战役以及昆丘道行军。

    这也将是李世民武功的巅峰。

    并且，又一个大国，即将消失于历史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