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褚遂良借李世民生病一事，上了一道奏章，诬告刘洎大逆不道，心怀异志。
在奏章中，褚遂良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写道“（刘）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李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将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大臣行伊、霍故事，那就是要监国，要将新主控制掌握，甚至有可能改朝换代，这种指控已经是必欲置刘洎于死地了。
刘洎当时在定州是太子的首辅，具备这种资格和条件，重要的是，在李世民上次离开定州托付他辅佐李治时，刘洎曾经对李世民明确说过。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行即诛。”
但是，这两者的语境、语意、语气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刘洎所言，是一心为国，敢于替主分忧，而褚遂良的指控，却是在李世民未死之时，就规划未来之事，同于谋反。
褚遂良上这道奏章，也是其来有自，并不是因为刘洎以前所发的议论。
而是在李世民得病之后，李世民曾经专门召见刘洎和马周，这两个人都是留在定州辅佐太子李治的宰臣，显然，褚遂良并没有参与此次会议。
但他等刘洎、马周出来之后，赶紧打听李世民的病情。
刘洎是个直性子，他心怀忧虑，眼泪滚滚地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
显然，以李世民的高龄，加上长期车马辛劳，又失利而归，或者真有无法回归长安的可能。
这导致了一个人开始布局。
他就是长孙无忌。
太子李治开始入奉李世民，他甚至以太子之尊，亲自为李世民吸食脓疮，以李治本人的性情，和所做所为而言，这大概是受到长孙无忌的指使。
长孙无忌最大的布局，就是开始清除异己，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刘洎。
作为太子李治在定州的首辅，又被病重的李世民单独召见，甚至不排除其奉了密诏，这对拥立李治为太子的长孙无忌而言，已成了心腹之患。
况且，他也必须名正言顺地居于李治一朝第一人的位置。
可以预见，对刘洎的指控出自长孙无忌，是他直接授意或指使了褚遂良的这道奏章。
李世民精于政治，洞达人心，对于褚遂良背后的势力，他心中一片通透。
刘洎遭到无妄之灾，被无中生有地指控谋反，心中大为不服。
他拉来了马周，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世民亲自询问了马周，这是他慧眼识人，一手将马周从常何的门客，从最底层的寒微之士，提拔到宰辅之臣，可谓对马周恩重如山。
李世民当然信得过马周。
马周也确实顶住了压力，他实话实说，也认证了刘洎并没有说更出格的话，更不要说具备谋反之心。
但褚遂良已经上路，绝不可能回头，他坚决坚定地坚持刘洎确实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和行为。
事情似乎变得扑朔迷离。
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并不美妙，让人产生了无限遐想。
李世民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子。”
在临终之时，性情刚直的刘洎请求给他纸和笔，想给李世民写一封临别之书，也被监刑的官员，无情拒绝。
可见政治场上，本无对错，只剩冷冰的利益取舍。
一入公门深似海，从此再无少年人。
刘洎事件，是一个是非常明显的信号和转折，也是后贞观时代的正式开始，意味着李治已成为雷打不动的太子，而长孙无忌即将权倾天下，在政治上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巨人。
李世民心知肚明地为新朝，为他的儿子李治拔刺开路，也为大唐王朝的国祚延续殚精竭虑。
可怜天下父母心，也难为了那个坐在皇帝之位上的独夫和寡人，即使已经忘情，或者在某个夜深人静时分，也依然会想起那些可能的点点遗憾吧。
但历史的车轮，总要前行。
李世民不想将高句丽之祸遗留到李治手上，虽然攻灭高句丽，是李治的宿命。
李世民不是一个莽夫，他和隋炀帝杨广不同。
杨广虽然贵为大隋的天子，但在征伐高句丽一事上，更多的只是一种不服输，盲干莽干蠢干的不理智行为，他历次的征伐，在战略和战术之上，并没做更多的改进。
杨广一味贪大求全，想以绝对人数的优势，压服高句丽。
但李世民成长于马背之上，一生之中，经历无数次惊心动魄，生死一瞬的大战，对于兵凶战危，早就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判断。
在辽东和高句丽的交手，让李世民对高句丽这个民族刮目相看。
要想彻底征服高句丽，并不容易，并且需要彻底改变战法。
李世民根据高句丽的弱点，准备从两方面着手。
此次征伐，受阻于辽东的山城体系，对于这种自给自足，各自为战，全民皆兵，依靠天时地利，坚壁清野的战法，要想取胜，虽然困难，但并非全无办法。
要想从根上击溃这个山城体系，就必须让他们的供给无法持续，只有让他们自行崩溃，才可以从外部征服他们。<div id='gc1' class='gcontent1'><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try{ggauto();} catch(ex){}</script></div>
李世民的对策，是“袭扰战”。
这种战法的核心，是派出小股军队，深入辽东，以战养战。
逢弱战之，逢大扰之，毁其农时，坏其耕稼。
长期日积月累之下，就会让高句丽的山城民不聊生，陷入十分困顿的境地。
没有粮食，民众每天生活在死亡和缺衣少食的边缘，这种袭扰战，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山城居民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物资。
第二个方面，是加快在朝鲜半岛开辟第二战线。
让高句丽真正顾此失彼，首尾不能相应，现在半岛的局势，有新罗在后牵制，只要让新罗扯住高句丽人的脚步，成功必然不远。
当这两方面都成熟后，只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全面出去，必定可以一举灭掉高句丽。
事实上，这也是李唐王朝攻灭高句丽的最终的最高的战略，虽然唐高宗李治一朝略有改进，终归不出这个框架。
而出此奇策的人，有人认为就是当世大将李世绩。
事实上，第一批率队进行袭扰战的人，李世绩就是陆军的主将。
相对于高句丽孱弱的海军而言，隋唐两朝，从来没有忘记从海上向高句丽进攻。
为了达到“数年之间，（高句丽）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的战略目的。
对高句丽的袭扰战，是大唐对高句丽战争的国策，在李世民和李治二朝，总计发动了五次成规模的袭扰战。
贞观二十一年三月，水陆两军，第一次出征。
陆军由李世绩挂帅，但并非是大规模出兵，而是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精兵，更机动和充满战力。
水军由牛进达率领，反倒要更强盛，达到了万人的规模。
由于只是打打停停，骚扰抢劫，让高句丽陷入困顿的目标，这两路人马，都所向无敌，战果丰硕。
李世绩顺利渡过辽水，这意味着在李世民征伐高句丽之后，辽东各城，虽然又重新被高句丽控制，但他们在辽水一线的防御，已彻底崩溃，辽水防线，形同虚设。
辽东各城，大概也只能自守而已。
可见战争对高句丽的损伤也是非常巨大，毕竟战争拼的就是国力，看谁承受得住，捱得起消耗，谁就可以等到最后的胜利。
以小敌大，小国，始终是经不起人员和财产的消耗的。
五月，李世绩如入无人之境，经南苏等城，面对唐朝的精锐骑兵，高句丽人被打怕了，只能采取固守山城的策略。
李世绩也不求己甚，放火焚烧了他们的外城而去。
对于山城之外，粮食田地物资等全部实行破坏政策，当李世绩顺利完成所预定的任务之后，他兵不留行，率军西渡辽水，进入休整期，以等下次再来。
而牛进达的水军，似乎进入了一些新的区域。
七月，他们深入高句丽腹地，大小百余战，战无不胜，收获满满。
他们甚至于顺路攻占了一个叫石城的山城。
牛进达还和高句丽人，在复州河畔的积利城，进行了一次万人大会战，但高句丽之众，已是乌合蚁聚，在正面战场之上，根本就不是唐朝正规军的对手。
其实，在历次和隋唐两朝的正面硬刚中，高句丽就没有胜过。
这一战，当场斩首二千名高句丽人。
但这毕竟不是决战，当完成了既定的袭扰任务后，牛进达也主动撤军。
但对高句丽的压迫和袭扰成了李唐的长期国策。
贞观二十二年，第二次袭扰战开始。
此次唐军的水军主帅是万人敌薛万彻，和第一次袭扰战主要在辽东山城为主不同，这次的战线已推进至鸭绿水流域了。
薛万彻的水军人数达到了三万，也远远超出了第一次袭扰时的一万之数，主要是这一片区域，还没有见识到大唐军队的厉害，还有硬仗要打。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泊灼城（辽宁宽甸）之战，就是此行的最重要战役，这也是一次围点打援的战术。
薛万彻在进攻大行城（辽宁丹东）时，吸引了泊灼城主所夫孙率领一万精锐来援。
山城之间互为援助，这在李世民征辽时，辽东山城作战方式已得到明证。
但所夫孙的军队要本不是薛万彻的对手，被他追奔一百里，当阵斩杀。
薛万彻趁机率军围攻泊灼城，但高句丽的山城再一次展示了顽强和坚韧，薛万彻无功而返。
实际上，在陆路一线，大唐的乌胡镇守望将古神感早就对大行城进行过骚扰和破坏。
陆军才去，水军又来，这种连续不断地袭扰，让高句丽防不胜防，也不堪其弊。
高句丽的经济和社会运作，处于长期的战争和高压之下，逐渐达到崩溃的边缘。
高句丽被抹去，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李世民稍微放下心头的重担，如果他能再多活几年，他将亲自让高句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如果天不假年，他的儿子和大臣们，终将替自己完成这个愿望。
东北无忧。
但在帝国的北边和西边，依然面临挑战。
除恶务尽，李世民将扫除一切妖魔鬼怪，送李治一个乾坤朗朗的世界。
一路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