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时容易退时难。

    历观各代，在不得不退的时候，就是悲剧开始的时间。

    恶劣的气候，泥泞难行的辽泽，再加上失败时士气的低沉，天时、地利、人和，三样都不沾边，想不崩溃都困难。

    李世民在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退，已经没有任何选择，必退，迟退不如早退。

    李世民杀伐果决，他立即下令班师，但李世民是个非常谨慎，并且是知兵的人，虽退不乱，让这次撤退没有变成溃逃。

    他非常有层次，有秩序地完成撤退的部署，以尽力争取唐军损失的最小化。

    李世民先是将盖牟城和辽东，白岩城，总计七万人口，全部迁往内地。

    然后，他在安市城下跃马扬威。

    在经历了几个月艰苦卓绝的守城战，付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并且安市城命悬一线，却终于转危为安之后，安市人早就熄灭对李世民不敬之意。

    这个世界，只尊重强者。

    安市人不敢再象以前一样肆意侮辱谩骂，害怕再度引发李世民的雷霆之怒，安市城主特地登上城楼，向李世民拜谢。

    为了迷惑或是麻痹安市守军，李世民展示出了天可汗的尊严和威严。

    他当着两军的面，赞扬了安市城主坚守城池的决心，赐给他一百匹绢帛，以嘉奖他尽忠于君王的贞心。

    戏演完了，接下来该做的事情，绝对不能少。

    为了应付可能的追击，李世民命令李世绩和李道宗率领四万精锐，作为殿后。

    可能是唐朝的彪悍战力，让高句丽人胆战心惊，或者他们也已经精疲力尽，再没有更多的实力去追击李世民，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害怕这是李世民引蛇出洞的计谋。

    唐军此次退兵，竟然没有受到高句丽的追击，这和当年杨广在高句丽的惨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年隋朝萨水之败，基本是全军尽墨，不堪回首。

    虽然没有人祸，但辽东的天灾，并非浪得虚名。

    恶劣的天气，依然让李世民的军队吃尽苦头。

    辽泽展示了他成为真正的沼泽时，让人望而生畏的泥泞，李世民来时仅用两天就通过了两百里辽泽，但此次退兵时，五百里路，竟然走了二十来天。

    这是一段痛苦而不堪回首的旅程。

    道路泥泞，行军成了一种艰巨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激励士气，李世民亲自负薪于马鞍之上，投于路上的浅水坑洼之处。

    当碰到水深之处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辎重，将马车推入以填平。

    这真是一段魔鬼的旅程。

    更要命的是，他们碰上了大雪，如果说泥沼只是阻碍了行军的速度，那辽东地区，寒冷的大雪，则直接夺人性命。

    秋衣根本不耐严寒。

    为了尽量减少人员的减耗，唐军在沿路点燃树木，树枝以取暖。

    但过于寒冷的天气，让很多身上沾上水气的士兵们，再也无法见到中原的太阳。

    李世民此次班师，除了在安市城锐气尽失，再难进取，不得不退已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唐的北境，烽火又起。

    薛延陀开始作妖。

    如果说东北的高句丽，是需要一战，那漠北薛延陀对唐朝的压力，就是心腹之患，高句丽盖苏文也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

    他趁着薛延陀珍珠可汗（夷男）已逝的机会，开展了极高明的外交，那也是中原王朝一直信奉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八字真言。

    薛延陀续任的多弥可汗，在盖苏文许以厚利的蛊惑下，悍然发兵进攻原东突厥休养生息的河套地区。

    这是不可不正面解决的威胁。

    薛延陀将为他这将冲动的出兵，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李世民正式班师。

    九月二十，李世民到辽东城。

    九月二十一，渡过辽河。

    十月十一，到达营州。

    此次征伐高句丽，终于告一段落了。

    在营州，李世民将收集的阵亡将士遗体，集中于柳城东南，亲自写了祭文，泪洒长空，以祭奠战死他乡的英灵。

    然后，厚恤厚礼赐给阵亡等有功将士，这在当时，一人战死，全家光荣，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烈士的父母有很多人压抑心中的悲痛说：“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但李世民心中始终怏怏不乐。

    虽然斩首了高句丽四万多人，也带回了七万多高句丽人，迁入中原大地。

    但唐军此次随行的马匹，折损程度达到了惊人的十之七八，可谓损失惨重。

    最重要的是，唐军虽然攻克了辽河以东十座城市，并且设置了州县，但这是建立在沙上的大厦，虚浮无根。

    当唐军撤走之时，所有辽河以东的土地和城市，又全部被高句丽重新占领。

    以此而言，此次征伐，战略上让高句丽屈服的目的没达到；在战术上对辽东的控制也归于失败；即使在具体的战斗上，也很难说有完全的成功。

    李世民心中大悔，他对左右侍臣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div id='gc1' class='gcontent1'><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try{ggauto();} catch(ex){}</script></div>

    李世民想起了他的那个老伙计，也想起了自己曾经命人，推倒了他坟前由李世民亲自撰写的墓碑。

    李世民和魏征两个人的交恶，源于李承乾的被废。

    魏征是贞观之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一种类似图腾的存在，似乎永远都不会倒。

    事实上，魏征确实是善始善终，成就了千载之下，君臣相知相遇的美好。

    在魏征逝世之时，李世民有感于魏征之谏，曾经亲临魏宅，挥泪送别魏征的灵柩。

    但世间之事，器满则溢，月满则亏。

    太子李承乾被废后，牵连出了侯君集，还有太子原左庶子杜正伦，非常不巧，这两人都是魏征向李世民重点推荐，可为宰相的大才。

    李世民帝王之心术一起，非常怀疑魏征可能有朋党之嫌。

    如果说朋党之罪或许有，因为正人有正人之党，邪恶也一样会有臭味相投之人，只要是人，就难免有两三好友，也难免有交友不慎之嫌。

    但另外一件事，就真正触犯了李世民的逆鳞。

    那就是魏征贞观之谏，也可能只是沽名钓誉的行为。

    魏征和禇遂良有很好的私交，当时褚遂良负责撰写李世民起居注，那是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纯真实的文本记录。

    而历朝历代，有一个传统，为了保证起居注的真实性，皇帝本人不看自己的起居注。

    但李世民一直心存遗憾。

    他三番五次都想亲自看看自己的起居注写成什么样子，毕竟六月初四，杀兄屠弟，是实打实地背负了这个罪名。

    李世民倒也不遮掩，他对当时负责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自己的疑问说：“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

    房玄龄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就老老实实回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这必怒，故不敢献也。”

    李世民见房玄龄不上道，不肯主动将起居注给自己看，就只好干脆挑明了。

    他直接说道：“朕之为心，异于前世……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

    这句话，这种事，房玄龄实在不好接口。

    但皇帝发话，总需有人回话。

    谏议大夫朱子奢无奈只能接口，但他也表示明确的反对说：“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之子孙，臣窃恐曾（孙）远（孙）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于刑诛。”

    但李世民要做的事情，又有谁真正可以阻止？

    大臣们无法违逆李世民的意志，但也不能直接用写好的起居注给李世民观看。

    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房玄龄和许敬宗等人，临时重新编纂修录高祖李渊和李世民的实录，然后，呈上定稿。

    李世民翻到最在意的六月初四的事件，看到语焉不详，云遮雾罩，就直接指示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

    这就意味着，其实李世民一朝的某些，最直接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可能都是经过加工修改，带有倾向性的二手资料了。

    因而，即使是信史的可信度，也需要在史海中发烛幽微。

    当然，传统上也早就有春秋笔法，大义微言，为尊者讳，都是必然之理。

    但李世民一生文治武功，实在已是历史级别的顶流，加上其虚怀纳谏，成一朝之风，以此而论，又比前代明王，胜出不可以道里计了。

    李世民非常重名，因而，他本质和本心上，对于仅仅求名而谏的人，有着天然的抵触。

    魏征死后，李世民知道了一些魏征的黑历史。

    魏征曾经把自己前后所进献的谏言，分门别类，详加整理以后，交给了负责起居注的褚遂良。

    这表明，魏征可能不是表面上那么忠心，至少，远远不是表面上那么私心无缺。

    他联想到魏征所学，本就是成名发家，孜孜以进的纵横家之说，再联系魏征平日所为，大有求名邀誉之嫌。

    李世民心如明镜，再联想起自己无数次被魏征怼得俯首无言，惭愧万分的狼狈模样，心中大感不是滋味。

    或者自己真的被魏征卖了。

    自己成就魏征万世英名，他却背着自己沽名钓誉，营营苟苟。

    魏征实在对不起自己待他国士之情，李世民无法压抑自己的怒火，他做出了一个失去理智的行动。

    当年魏征墓前之碑，是李世民所手书，现在君臣已生嫌隙，李世民命人将墓碑推倒，并且，他还取消了魏征儿子和自己女儿衡山公主的婚事。

    现在李世民在辽东受挫，他终于记起了那个可以让自己正衣冠，知古今，明得失的铁骨铮铮的谏臣魏征。

    或者魏征也同自己一样，也重名爱名惜名，但人非圣贤，孰能完美？

    “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人有千般好，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世民心中大动，赶快发出一道非常特别的诏书。

    他要见一见两个人